2016年的夏天，我在调研北京的电子废物回收情况时，曾经在北五环附近偶遇一位蹬三轮车的废品回收人。当时他的健谈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时隔一年多，我很想知道他是否还在原来的地点，继续和他河南固始县的老乡们一起维护一个区域的回收。
非常幸运的是，今年我再去那条路上找他们时，他们居然还在那边。不同的是，他们居住的地方从6环内搬到了6环外。之前回收废品可以就近卖的市场在2017年全部被拆迁。特别是2017年11月期间，他们也经历了巨大震荡。一些老乡居住的地方被拆迁，人被迫离开。一直到2017年年底，很多废品，比如原来可以卖到三元多一公斤的混合塑料，那段时期只能卖到5毛多，很多塑料还没有可以卖的市场，很多可以回收的废品被当作垃圾扔掉了。
在北京的街头巷尾，你可能会经常看到一些人围在一起下棋或打牌，可能有些就是从事废品回收的人。几个蹬三轮车回收的人往往固定在一条街道上的某个角落，一起回收，中午没有业务的时候，大家也会凑在一起打牌。在北五环附近的一条人行道上，聚集着一些废品回收人。2016年8月一天中午，我碰到他们的时候，一辆三轮车上有一台洗衣机和电视。我站在三轮车边观察这台洗衣机，一位50来岁的回收者走过来，问我是不是要卖东西。我说自己在做废品回收调研，就这样我了解到他在北京的回收经历。
张先生今年50多岁，是河南信阳固始县人，2000年来到北京，跟着亲戚从事废品回收。早些年他在家乡的矿上挖煤，后来在亲戚的带领下来北京回收。和其他河南固始县回收人一样，他也是一家人来北京的，但是爱人不做回收，做小时工，现在年纪稍微大点了，很多地方不要了。
过去近20年的时间里，他见证了北京废品回收的变迁。之所以在现在这个地方回收废品，主要是他刚到北京时就在附近住。他说，“那时这片地方是大羊坊村，后来就一直在这回收，没有去过其它地方，但是过去一些年搬家数十次，从四环到五环之间，五环到六环之间。”他们从洼里（现在奥运场所一带）到河北村、东小口村和东三旗村，这些曾经的废品回收聚集地都住过，现在住在半截塔村。
这是2016年8月的对话，不到1年半，他们再次搬家，2017年11月后，他们搬到了6环外的村里，每天蹬着三轮车来目前的回收点，要花上1个多小时。
“假货太多”
说起废旧家电的回收，张先生直接反应就是“学问大了”，他说自己也是边干边学。现在电子产品更新换代太快，但是“假货”太多。他多次提到“假货”问题，我问他“假货”指什么。他说很多回收的电子产品是组装的，或者翻新的家电，质量越来越差。
他指着三轮车上的这台洗衣机，说目前洗衣机的电机很多都是“假的”，很多都是铝的，以前洗衣机的电机都是铜包的，还有里面的离合器等主要部件质量都不如从前。他说目前中国国产家电的电机或者压缩机很少是铜的，大多是铝的，家电的使用寿命因此大大缩减，有的只能用3到5年。只有外国原装进口的才是铜做的。
所以，他心目中的“假货”是指铜换成铝的产品，质量大大不如从前。
聊起家电产品质量的下降和翻新，张先生说基本是从家电下乡以后出现的。从那时起，他们发现家电下乡后回收的旧家电质量都很差，而且有很多翻新机。家电下乡是2008年开始的一项政策，当时是为了刺激内需。张先生的这种经历和其他回收人的经历基本类似。
张先生目前回收的所有废旧家电自己不拆，也不在林萃桥那边交易，他嫌那边人多杂乱，还经常有城管，都是打电话叫别人上门来收。他收的旧家电和其它废品也不储存，因为没有空间，当天收到的东西都是当天卖掉。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和下游收他废品的人，逐渐成了老客户。
随着其它废品回收价格的下降，废旧家电的价格也在下降。张先生说2008年前，洗衣机拆解后的铁皮都能卖到一块七八一公斤，现在一公斤才六七毛钱，差了好几倍。这样的直接结果就是他们向居民的回收价格也要降低，和2008年前相比，废旧家电的回收价格下降了近一半。
联防时代
在谈到废品回收的变化时，张先生谈起了他来北京回收废品的最初几年，他认为那是动荡不安的几年，生活和废品回收都无法安定，时刻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导致他提心吊胆过日子的主要是收容遣送政策和执行者联防队。
张先生回忆，那时不管你是否有暂住证，联防在路上看到收废品的人都会把东西没收，乱抓人。最要命的是还有假联防，不像现在的执法人员要出示证件，那时一些人冒充联防抢东西，还要钱。
而在遣送的时候，连火车员都会趁火打劫，他们会向被遣送的人收钱，然后半路把人放下，可以随时回北京。在北京的七里渠村有个收容所，张先生被收容过，关在那里。条件非常恶劣，夏天潮热的时候也是很多人挤在一起，问题是被收容期间还有可能被毒打。
那时人们可以申请暂住证，但是联防的人即使看到你有暂住证，甚至当着面就把暂住证撕毁，照样抓人。不只在马路上抓人，在他们租住的房子里，联防有时候半夜来抓人。张先生一家当时住在洼里的时候，孩子还小，联防半夜来抓人的时候，他们经常抱着孩子躲到附近的树林里，在那搭窝棚住。联防甚至还和一些人一起盗窃，半夜抓人时，趁大家都到处躲藏的时候，有人进他们屋子，把钱物和可以卖的东西搬走。
就因为如此，他们夫妻俩都不敢要第二个孩子。他们的女儿，也就是第二个孩子是2003年以后出生的，也就是收容遣送制度被取消后。
张先生说，到2003年下半年，社会治安一下子改变了很多。联防不再随便抓人，他们开始过上了相对安定的废品回收生活。虽然在路上，城管偶尔还是会抄车、罚款，最多的时候要罚款大几百块钱，但是不会再像收容遣送政策时期一样乱抓人。他说城管慢慢也理解，我们收废品只是养家糊口，并不做犯法的事情。
废品回收和社区服务
和张先生的聊天中，他提到卖废品居民的意识也在变化，尤其是这一两年废品回收价格下降的影响。很多废品，包括家电越来越便宜,一些居民叫他们去帮忙清理废品，清理后，一些比较熟的老客户可能会将废品免费交给他们，这样他们也不需要再花钱买了。像家电、床、沙发等这些不用的旧物，也有一些人会白送，帮忙搬走就可以。
因为这些大件物品一个人往往搬不动，城市社区邻居间也不互动，所以他们会经常被叫上楼搬东西。他们在的地方附近有一些办公楼，很多单位也是叫他们上去收拾废品，有一些已经不向他们收钱了。有一次，他们有两个回收废品的老乡一起从楼上抬下一台洗衣机，只卖了30元，多亏当时业主没有要钱，否则他们都赔钱了。
显然，废品回收也是社区服务的理念也随着一些外部条件的改变而发生着变化，居民的意识也在转变。在废品回收价格低迷时期，废品回收人积累的几十年废品回收经验，能否在政府的支持下，成为提高回收率的主力军，让更多居民了解废品回收的环保和经济等社会价值，而不是将越来越多的废品丢到垃圾桶里，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融入北京城的生活
北京的扩张也改变了他们回收废品的方式，2008年前，蹬三轮车收废品的人都是人力蹬三轮车。2008年前，因为废品回收市场搬得越来越远，他们的三轮车也逐渐改造成电动三轮车了。他们管改装后的三轮车叫“板车”，这样的板车最多可以拉700多公斤的废品，并不比面包车装的东西少，还减少排放，改善北京城交通拥挤。
张先生说他们来北京这么多年，已经适应了这的生活，很难回到家乡了。家里地太少，根本没有办法生活。以后实在干不动废品了，就捡废品生活。他认为北京这么大的城市不可能不产生废品，产生的废品总要清理。
他的儿子已经毕业结婚，儿子、媳妇都在北京生活。和其他外来务工人的孩子教育不同，张先生的小女儿目前在北京上初中，学习成绩不错。儿子技校毕业，工资不高，儿媳妇目前在家照看孙女。他们一家人下个月计划搬到一起住，这样也节省一些房租。张先生觉得自己从事的废品回收就是靠自己的劳动养家糊口，只要肯干就可以生活下去。
2016年夏天的那次见面，聊的几乎都是电子废物回收。而这次和他见面的时候，看他收到的是一些纸箱、书本纸、塑料瓶和几个铁罐。聊天过程中，他被一位居民叫去收废品，背回来半袋子废纸。最后所有废品装车后，已经是傍晚6点多，回到6环外住的地方要8点左右了。
经过了2017年11月份的动荡，让他不像以前那么乐观了，他说后端的市场拆迁了，回收的很多废品没了市场，价格也是一落再落。很多可以回收的资源越来越多成了垃圾，被丢到垃圾桶里。
过去30多年，市场化的废品回收生态体系多元而高效，高峰时期，30多万拾荒人活跃在北京的各个角落，无数位像张大哥这样的拾荒人，为北京的回收做出了巨大贡献。高楼大厦间，虽然没有属于他们的一砖一瓦，但他们却把这个城市产生的一切可回收物都分类回收了。
我感叹于他说：我们一样依靠自己的双手劳动，老了没有任何保障不说，现在都不给生存空间了。
